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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平台登录:复旦通识学人疫思|许燕:后灾难时代的社会心理应对

2022-10-04 12:21:11 |来源:bobsports 作者:体育彩票bobapp

  进入21世纪一个凸显性的变化特征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世纪,也进入了一个灾难频发的时代,灾难发生频率和规模都在不断提高和扩大,2000年全球显示了陡增趋势与峰值(图1),2000-2020年间累计灾难次数多达13345次,死亡人数150.5万。然而,进入灾难频发的21世纪,灾难又显示出一个凸显性特征——灾难的涟漪效应,即不同性质的多个灾难连接性地爆发,灾难的波及范围更加广泛,灾难所导致的损失加重。以中国为例,20年间灾难次数多达1247,死亡人数13.2万。重大灾难直击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与公共安全,我国平均每年约有1/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因各类自然灾害损失而抵消。由此可见,加强灾难中的灾难管理与谁治理对于控制灾难后效尤显重要。

  重大灾难事件是指前兆不充分、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特征和潜在次生或衍生危害,破坏性严重,采用常规方式难以应对处置的突发事件。常常具有反常规性、群体性、复杂性等特点,特别是灾难事件出现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出现了多个灾难的集群特征,这种灾难涟漪效应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规律性特征:

  灾难常常不是孤立事件,人们常说的“雪上加霜”就描述了灾难的连环特征。当今世界灾难的特征表现为复合型灾难的发生率逐渐高于单一型灾难。以往事实告诉我们,倘若错过灾难管理的最佳控制时机,任何一件事情或一个自然灾难都有可能成为诱因引发下一个连锁性反应,酿成次生灾害或社会衍生事件,如台湾地区的八八水灾最终演变成政治风暴。而对这种复合型灾难的应对难度明显高于单一型灾难,让民众无法承受“雪上加霜”的伤害,使应急管理机构难以招架“应接不暇”的冲击。因此,如何有效应对复合型灾难的挑战是灾难应对的关键环节。

  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一国动荡,多国共振。例如,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次生灾害核污染,继而又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抢购碘类制品、中国抢盐事件等社会共振现象。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同样产生了更大范围的世界共振现象,到目前为止,世界累计确诊500多万感染病例,死亡33万余人,数字还在不断攀升。新冠疫情导致了全球性的区域共振。疫情初期引发了世界的关注,一些国家开始撤侨。在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世界其他国家的疫情大爆发又再次对中国产生余震作用,刚刚开始缓解的局势再次紧张起来,开始防控输入性病例,使得复工时间再次被延期。

  灾难发生所产生的影响波及广泛而非仅限于灾区,灾难不是仅仅伤及灾难中心地域和灾区民众,其伤害也会波及到外围民众,灾难的间接伤害不亚于直接伤害,灾难的波及性会影响到四类人群:受灾民众、救援人员(医护、官兵、警察等)、外围民众、政府与基层公务员。新冠疫情期间在湖北之外地区的外围民众在隔离期间,出现了家庭冲突、沉溺网络甚至其他一些更严重的心理失控与异常现象。同时,灾难对资源的绝对占有,也会让资源缺乏者丧失生命,例如,由于疫情导致医院正常医疗工作终止,医护人员全力都去救治疫情病患者,其他病人无法获得正常治疗……灾难会间接伤害到很多无辜者,导致非新冠肺炎病人的死亡率上升。灾难波及性还会表现出“台风眼效应”,即外围民众所感受到的灾难严重程度高于灾难中心区的直接受灾群体。这类群体反应的共振特征,使灾后影响触及到的社会群体与区域更为广泛和迅速,引发社会事件的可能性会进而增大。

  在当前社会经济局势不稳的状态下,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是对人类健康与生命安全构成威胁,进而影响到生产与消费。引发的灾后效应损失甚至要大于灾难期间,经济与社会稳定常常是一场灾难的滞后效应。特别是当今世界高度金融化,这次美股熔断就说明了这一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0年3月19日称:这次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发生衰退已基本成为定局,且波及范围“有可能达到创记录的规模”,是一次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国际劳工组织3月18日报告:由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和劳工危机可能会使全球失业人数增加近2500万,数以百万计的人将陷入贫困状态。而经济衰退与贫困人口增加将会引发群体社会应激反应,可能会出现更大的社会动乱危机。因此,当一个灾难过去后并非风平浪止,其滞后效应让我们更要关注“后灾难时代”。

  原生灾难引发后续灾难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次生灾害(secondary disaster),灾害性质属于非人为的自然灾难;例如,日本地震所引发的核泄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的消毒,也让人们进而担心对未来生活环境的极度污染。另一种是衍生灾害(Derivative Disaster),其灾害性质属于社会灾难;例如,2005年,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重创,引发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当地政府应对失策,灾区社会秩序完全破坏,灾民安置点冲突不断,群际间(白人与黑人)价值冲突激化,一次天灾进而演变为一场人祸。因此,灾难应对不当常常会引发社会衍生事件,近年来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往往演变成为具有多重性质的复合型事件,并越来越多地指向于群体与社会特征,且衍生事件的社会特征越凸显,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就越严重,影响越深远。

  灾难还会引发了民众的两种应激反应:其一是民众生理性应激反应(Biological Stress Reaction)——灾难引发的个体生理与心理的不适反应,为民众所熟知,因其突显性及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而受到大量研究者与临床工作者的关注;其二是社会性应激反应(Social Stress Reaction)——灾难引发群体的消极社会情绪、失控行为等,因其初期的内隐且复杂的特点被许多管理者所忽略。然而,民众的社会应激反应若未能有效处理将会引发民众的负性衍生行为,例如,价值衰落、国家信任、官民冲突、反社会行为、集群倾向等,其强大的社会后效性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稳定与民生问题。因此,大规模的灾害发生后,应对更为困难的是受灾群体而非个人。社会性应激反应越来越被应急管理与社会维稳工作所重视。

  综上,当今世界复合型灾难特征所产生的涟漪效应,让我们看到了灾难治理的社会经济成本越来越巨大。因此,把握复合型灾难的涟漪效应是有效防控社会危机的关键所在。

  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Society Ecosystems Theory, SET)的观点,人类的生存环境是由个体、群体和社会文化三个子系统构成的一种功能性整体,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要从这三个子系统的互动关系出发。因此,灾难发生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值得关注。国外近年来的研究动向也开始关注这一现象,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灾难对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及行为的影响。特别是2005年以后,聚焦信任、公平、阶层、种族、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灾难心理与行为影响的研究大量出现。这说明了国际灾难心理学领域的前沿发展趋势是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日益关注。

  衍生灾害(Derivative Disaster)是指由于人们缺乏对原生灾害的真实了解,或受到某些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造成的盲目避灾损失,以及人心失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的灾害。其中主要以社会文化因素为主导,表现为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官民冲突、群际冲突等)的衍生灾害,也称之为衍生事件(Derivative Event)。在原生灾难事件发生后,如果受灾民众的社会性应激反应未能有效缓解生存焦虑,就可能造成个体心理系统的持续紧张和不平衡,出现认知偏差、情感寻求、行为脱轨、信任危机、集群倾向等心理特征,我们称之为心理性结构紧张(Psychological Structural Strain),它会为后续衍生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心理准备状态。除此之外,原生灾难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存在的某些社会特征也会提供衍生事件发生的社会准备状态,这些社会特征包括社会变迁、社会流动、文化冲突、制度不公、信息传播等,我们将这种使人感到压抑、紧张的社会状态称为社会性结构紧张(Social Structural Strain)。心理性结构紧张和社会性结构紧张共同构成了衍生事件发生的背景。当某些特定的诱发因素(如灾民安置不当、政府应急管理不到位等)出现时,这些背景因素会增加衍生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还会存在一些情境诱因(如应对不当、信息缺失)与上述因素共同起作用,导致衍生事件的发生。

  不同国家对灾难的应对方式是不同的,其差异源自于不同国家显现出不同的社会性结构紧张。1)从个体层面上,灾难来临,中国人囤积生活用品(例如,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日本人囤积卫生用品(卫生纸等);美国人囤积安全用品(和子弹)。这一差异显现出不同文化的安全情结,也能够预测不同国家社会衍生事件的表达方式。2)从国家层面上,各国抗击疫情的举措各不相同,充分反映了国家治理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国际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疾病流行率越高的地区,国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水平越高。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与美国等多数西方国家的应对模式不同,这是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中国作为集体主义为主导的国家,对这次新冠疫情应对的解释与建构是整体化、公共化、统一化的,将其界定为公共卫生事件,对所有个体负责。而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大多将其定义为局限化、个人化的,将其界定为个人卫生事件,认为对多数人影响不大,而不对少数人承担过多责任。实际上,在美国、意大利、英国等个人主义取向的国家,民众也基本不过于期待依靠政府抗疫,甚至反对政府对自身过多的限制,最终产生了失控的消极后果。中国抗击疫情的国家担当与民众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一致性,体现了中国精神与中国经验,在各国间抗疫政策与措施的对比中,也极大提升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怀。由此可见,各国抗击疫情的举措各不相同,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与民众价值观的耦合效应,当政府应对与民众价值观一致时,会万众一心,战胜危机。反之,可能会导致出现社会衍生事件。

  在灾难发展过程中,情境诱因常常是衍生事件的导火索,不同的诱发因素会导致事件演化的不同路径。通过对全球灾难事件发生后的衍生事件实例进行梳理,我们总结出几种值得注意的典型诱发因素:1)灾民安置不当:如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后将黑人灾民和白人灾民安置在一起,继而诱发种族冲突。2)资源分配不公。3)人身安全受损。4)线)官民冲突:灾难初期由于各国基层政府缺少应对经验,导致出现工作失误,民众对其失去信任,官民不能同心协力共抗灾难。6)规避责任的“甩锅”行为。上述这些导火索都是之后灾难应对中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阻断衍生事件的出现。

  衍生事件的社会心理发生机制模型警示我们:在今后的灾难应急管理中,要关注和有效地控制这些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这对于防止灾难涟漪效应至关重要。

  新冠疫情会带来世界格局的转变已是普遍共识,进而会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灾难时代与后灾难时代会出现几种转折:

  躲过灾难冲击的人们,生命危机虽然降低,但是灾难后效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人们更担心灾后出现的生存危机问题。依据资源守恒理论,危机后效所导致的资源匮乏,会启动人们的囤积心理,用储备资源来降低心理危机感,民众就会出现抢购现象,抢粮食、盐、医用物品等。英国食物银行网络特拉塞尔基金会报告说,在隔离头两周发放的食品包裹数量比去年增长了81%(参考消息2020.5.21取自美国《美国政策》5月18日“下一场大流行危机涉及心理健康”)。新冠疫情会加剧饥荒情况,封闭环境会造成收割的季节性工人减少,牲畜饲料缺乏,供应链中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全球饥饿人口可能翻番。失业人口加剧,贫穷人口增加,都会导致很多家庭失去生活来源,面临生存问题。

  相对于非灾难时代的平稳心态,重大灾难之中和之后,对心理的冲击会涉及到每个人。由灾难之初的生命救援阶段转入之后的心理救援阶段。世卫组织(WHC)的调查显示,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心理失调,但具有自愈性;30-50%会出现中度或重度心理症状,经过心理干预也会得到缓解;灾后一年,20%的人心理创伤无法缓解,会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需要临床长期治疗(WHC出版《紧急情况下的心理健康》,2003)。中科院心理所研究显示:SARA两年后,有10%的受灾者出现PTSD。因此,早在疫情流行期,3月1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

  这次疫情防护的隔离封闭环境会放大心理异感效应,在世界各地,疫情所导致的异常心理现象明显增多。近期联合国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与精神健康状况的简报》指出对人的心理与精神带来严重影响,导致相关疾病,数据显示:压力增加的人数比例,中国35%、伊朗60%、美国45%,受冲击对象为医护人员及相关工作者,还有老人、妇女、青少年和儿童(全球12亿学生无法上学,中国2.76亿)。意大利和西班牙调查结果:77%孩子出现注意力不集中,39%易怒和仇恨情绪,38%焦虑。同时,家庭暴力增多了,自杀和自杀未遂事件也有所增加;依据以往灾难所显示的心理规律表明,自杀率的飙升不是在灾难期间,而是灾难之后的三个月至一年之后;人际危机由职场转向了亲情间,亲情危机凸显出来,离婚剧增,“新冠离婚”成为日本的新标签。疫后综合征会出现在后灾难时期,人们会表现出情绪失稳,动机消减,松懈消沉,心理惰性,敌意泛化,等等。特别是哀伤辅导也成为心理援助的关注重心。

  灾难涟漪效应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社会衍生事件。当前引发关注的社会心理现象之一是群际歧视,国际上出现对中国人的污名化,对湖北、对武汉、对新冠患者及家属出现歧视现象,出现了新的,灾难焦点群体角色出现彻底的反转,人们由同情弱者向歧视弱者转化。武汉人民由被同情、被支援的群体转化为被疏远、被歧视的群体,甚至偶有逆行者回归社区后也会遭遇到被驱逐的境地。另外,受疫情影响,为了切断感染源,现金加速消失,非接触方式支付越来越多。新型的生活模式,让犯罪方式也发生了转变,现场作案减少,网络犯罪与网络暴力凸显。后疫情时代的新的社会心理现象是我们应该研究与解决的焦点。

  依据死亡恐惧理论,灾难会启动人对死亡的恐惧,并在灾后采取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但是,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的趋缓,会对大众的金钱观、消费观产生巨大影响,人们开始做好应对特大突发风险的经济准备。经历过困难时期与灾难洗礼的中国人具有囤积型的群体人格特征,遇到灾难会去抢购食盐与食品,因为过度囤积才能给人以安全感。人们会由原先的过度消费逐渐变为适度消费或减缩消费,之前中国人表现出显著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疫情减缩了人们的交往状况,地位比较减弱,但是囤积心理仍然存在,百姓认为将钱省下存入银行最为安全。后疫情时代意味着节俭的消费时代即将到来,炫富与排场会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简约生活方式将变成人们推崇的消费时尚。

  后灾难时代使得原有常规应对机制会部分失效,新的应对方式要面对更加综合性、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依据灾难涟漪效应的社会心理发生机制,社会治理、应急管理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我们处于一个灾难频起、命运多舛的时代,社会流动加剧、社会变迁巨大、全球经济动荡,都会导致社会性结构紧张,作为灾难涟漪效应的社会基础,它会加剧灾难的负效应显现。因此,针对社会性结构紧张,要加强平时非战时的社会治理与心理建设,将心理建设工作日常化、长久化。科普教育、灾难教育也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要关注非稳态的自然人群、意见人群和应激人群,他们常常是灾难环境下的牺牲品,也是社会失稳的骚动者。

  灾难涟漪效应的另一个心理基础就是心理性结构紧张,由于灾难导致民众出现生理性应激反应与社会性应激反应,对各类人员(受灾民众、救援人员、外围民众、基层管理者等)及时有效地开展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心态调整,防止出现不良心理与行为的共振现象。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心理学工作者即刻响应,心理援助工作及时启动,并深入服务到不同群体,对于稳定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良好心态对于抗击疫情具有助力作用,而消极心态则会出现减力效应。

  社会衍生事件经常起因于一个小变量,不知哪个环节成为启动涟漪效应的导火索。地方政府即便小心翼翼也常常是防不胜防,四处灭火。灾难中的应急管理异常脆弱,不堪一击。人类是在灾难中学会生存的,灾难创伤能够让个体刻骨铭心,但也会出现了“群体失忆”现象。经历过SARS的中国人,给这次抗击新冠疫情贡献了一些应急管理经验,但是仍有些新的基层管理者存在需要补足的短板。同时,最先经历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也创造了自己的抗击经验,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社区网络化防控、科研成果等成功经验,为人类抗击疫情留下了宝贵经验,也为世界其它国家抗击新冠病毒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方法。此外,由于不同文化下的安全情结不同,也为国家依据民众的安全情结来设计稳定局势的应急方案。例如,中国人的安全情结落点于生活用品上,生活用品的储备会让中国人在灾难中更有安全感,因此生活物质供应充沛会降低民众的恐惧感。特别是中国的盐文化,在灾难中也具有特殊作用,1950年的中国灾荒、1988年的通货膨胀、2003年SARS、2011年日本地震核泄漏事件等,都让中国人出现了抢盐风潮。盐在中国文化下具有特定意义:生活必需品、消毒用品,古代战时储备物等。因此,在灾难期间,生活用品和盐是降低中国人风险焦虑、稳定局势的重要物品,要供应充足。

  在解决灾难时期的生命救援之后,后灾难时代的到来可能让我们由对生命的关注转移到对生存问题的关注。灾难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出来,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全球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增加都是各国将要面对的共同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凸显出来,各国经济的连坐关系让共振性的涟漪效应不断扩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记者会上表示:疫情让世界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同时也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和人道危机,其规模和复杂性是国家层面的措施所无法应对的,世界必须果断采取协调一致的创新行动。应对这场人类危机,各国必须团结行动。这一主张,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灾难应对优势。以集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与后灾难时代价值理念产生了文化的契合性,人类要去重新思考后灾难时代的地球如何共同应对新的更持久性的人类问题。后灾难时代将会出现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在新的时代变革中如何把握新的机遇,需要提前做出深度思考与战略研究。

  历次瘟疫过后都会给世界带来变革。2020年3月中旬,34位思想家预测,新冠病毒将改变世界。心理学将如何在新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我们每一位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于心理学科来说,这次疫情凸显了民众对心理知识的需求与认同,各种心理服务成为国家行为,从一线的病人与医护人员的心理防护,到后方隔离状态下的民众的心理调适,心理学也成为社区基层干部与居民有效沟通的润滑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后灾难时代,可能出现从个体心理服务转向于民众群体心理引导的演变,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心理挑战,需要心理学各方阵营团结协力,攻克难关。

  自十九大党中央提出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之后,使得心理学开始明确进入到社会治理的方阵中。但是,人们对心理学理解的偏狭性降低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本质特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缩小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又进而缩小为心理疾病防治体系,主方向的偏差严重影响了心理学科在社会管理中作用的有效发挥。灾难的涟漪效应是当今所面临的人类灾难的新特点,它凸显了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需求,这也是国际灾难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当心理学为健康中国的服务作用已经被充分肯定后,心理学为国家稳定昌盛的社会心理服务的时代将会出现在后灾难时代。随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全面建设,心理学各种功能将会充分展现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心理学的积极作用将被国家、社会和个人所接受,经过灾难洗礼过人类社会将更加健康与美好。

  许燕,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导,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前任会长,北京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社会心理学会监事长,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卫健委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心理健康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国家减灾委员会第二届专家委员会专家,中日“5.12”地震灾后心理援助专家组组长,《心理学报》和《心理学探新》副主编等职。荣获中国心理学会学科建设成就奖。专业研究领域: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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